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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二月十二日，巨鹿县贾庄的寒风卷着雪粒，像刀子一样刮过明军士兵的脸。卢象升拄着长枪勉强站起身，胸腹中的伤口不断涌出热血，浸透了早已被污泥和血污染黑的铠甲。他环顾四周，身边仅剩数十名残兵，而数万清军骑兵正像潮水般再次涌来。这位年仅39岁的大明督师，朝着北京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嘶吼着“杀敌！杀敌！”，再次冲入敌阵，最终倒在了漫天风雪里。

五年后的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潼关城外的厮杀声震彻天地。孙传庭被李自成的起义军团团围困，他手中的宝剑早已卷刃，战马也倒在了血泊之中。这位曾将李自成逼入商洛山绝境的名将，望着身后摇摇欲坠的潼关城楼，眼中满是不甘与悲愤，最终力竭战死，尸骨无存。

《明史》中，一个被污蔑“诈死避罪”，死后家产被抄，家人流离失所；一个被疑“潜逃避战”，死后无谥无荫，连骸骨都无人收敛。他们是大明末年最耀眼的两颗将星，却成了崇祯帝猜忌与朝堂党争的牺牲品。当卢象升的热血染红贾庄的土地，当孙传庭的身躯湮灭在潼关的硝烟中，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丝希望，也随之烟消云散。这两个冤魂，用生命书写了明末最沉痛的悲剧，也揭开了一个王朝覆灭前的荒诞与悲凉。

卢象升出生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江苏宜兴人。他自幼饱读诗书，天启二年（1622年）考中进士，初授户部主事，妥妥的“文臣出身”。可谁也没想到，这位看起来文弱的书生，骨子里却藏着一股铁血硬汉的韧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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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初年，天下大乱，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清军也屡次叩关南下。卢象升目睹国事日非，主动上书请求弃文从武，前往前线带兵。崇祯五年（1632年），他出任大名知府，开始组建自己的军队——天雄军。这支军队的士兵大多来自河北、河南一带的乡勇，与卢象升沾亲带故，凝聚力极强，作战也异常勇猛。

卢象升练兵极严，他不仅亲自参与训练，还与士兵同吃同住，深受将士爱戴。《明季北略》中记载，卢象升“每战必身先士卒，与贼搏杀，刃及鞍鞯不顾”。在与农民军的作战中，天雄军屡立奇功，先后击败高迎祥、李自成等部，卢象升也因此声名鹊起，被朝廷提拔为郧阳抚治，成为明末镇压农民起义的重要将领。

崇祯九年（1636年），清军绕道蒙古入关，直逼北京。崇祯帝急召卢象升入京勤王，授予他督师天下兵马的大权，还赐下尚方宝剑，命他抵御清军。此时的卢象升，已然成为大明北方防线的顶梁柱，朝野上下都对他寄予厚望。可谁也没想到，这场勤王之战，竟成了他悲剧的开端。

卢象升抵达北京后，很快就陷入了朝堂的权力漩涡。当时的崇祯帝，表面上想要与清军死战，实则早已心生惧意，暗中授意兵部尚书杨嗣昌、总监军高起潜与清军议和。杨嗣昌是“主和派”的核心，他深知卢象升“主战”的立场会破坏议和大计，便开始处处针对卢象升，想方设法剥夺他的兵权。

崇祯帝召见卢象升，询问他对时局的看法。耿直的卢象升当场戳破了崇祯帝的心思，直言“臣主战，不主和”，还痛斥议和是“卖国之举”。崇祯帝被说得哑口无言，虽表面上安抚卢象升，内心却对他产生了不满。《明史·卢象升传》记载：“帝色变，良久曰：‘勿轻议战和。’象升因奏：‘敌已临城，安能待和？’帝不能答。”

杨嗣昌见状，趁机联合高起潜给卢象升下套。他们先是将卢象升手中的兵力拆分，把最精锐的关宁铁骑交给高起潜统领，只给卢象升留下五千饥疲之兵；随后又故意克扣军饷粮草，让天雄军陷入“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困境。卢象升多次向朝廷求援，请求补发粮饷、增派兵力，可杨嗣昌却将奏折压下，不予上报，内阁首辅周延儒也附和杨嗣昌的说法，坐视卢象升陷入绝境。

更让卢象升寒心的是，崇祯帝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既不明确支持他，也不撤掉杨嗣昌等人。他明知卢象升兵力薄弱，却仍下旨命他主动出击，与清军决战。此时的卢象升，就像一个被推到前线的弃子，身后是朝堂的冷箭，身前是数倍于己的强敌，可他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迎战。

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二月，卢象升率领五千天雄军进驻巨鹿贾庄，与清军主力不期而遇。当时清军兵力高达数万，且都是精锐骑兵，而卢象升的军队不仅人数悬殊，还缺粮少衣，连武器都多有破损。手下将领劝他暂时撤退，等待援军，可卢象升却摇了摇头，说道：“我受国恩，当以死报国，岂能退缩？”

战斗打响后，卢象升身先士卒，手持长枪冲入敌阵，天雄军士兵也紧随其后，与清军展开殊死搏斗。尽管兵力悬殊，可天雄军将士毫无惧色，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多次击退清军的进攻。《明实录·崇祯实录》中记载：“象升督兵激战，自辰至未，杀贼无算，身中四箭三刀，犹大呼杀敌。”

此时的高起潜，正率领数万关宁铁骑驻扎在距离贾庄仅五十里的鸡泽，却始终按兵不动，坐视卢象升陷入重围。有人劝高起潜出兵救援，他却冷笑着说：“卢象升自恃勇猛，必败无疑，我们何必白白送死？”就这样，卢象升的军队在血战半日之后，终究因寡不敌众，陷入崩溃。

卢象升见大势已去，将尚方宝剑交给身边的亲兵，嘱托他务必带回北京，交还朝廷，随后再次冲入敌阵，最终力竭而亡。他的亲兵们也全部战死，无一生还。当清军打扫战场时，发现了卢象升的尸体，只见他怒目圆睁，开云官方app下载手中仍紧握着断裂的长枪，清军将士无不敬佩，为他举行了简单的葬礼。

卢象升战死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杨嗣昌不仅没有感到悲痛，反而趁机污蔑卢象升“诈死避罪”，说他是为了逃避战败的罪责，故意隐姓埋名逃走了。周延儒也在崇祯帝面前附和杨嗣昌的说法，添油加醋地诋毁卢象升。

多疑的崇祯帝本就对卢象升心存不满，听到这些谣言后，不加查证，便下令抄没卢象升的家产，剥夺他的官爵，将他的家人流放边疆。《明史·卢象升传》记载：“嗣昌疑象升不死，遣人验视，至则尸已腐，不可辨。嗣昌怒，命鞭尸，众将士力争乃止。”一位为大明战死沙场的忠勇之将，死后不仅得不到褒奖，反而遭到如此羞辱，实在令人扼腕。

直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杨嗣昌兵败自杀，卢象升的冤屈才得以昭雪。崇祯帝下令恢复卢象升的官爵，追谥“忠烈”，并抚恤他的家人。可此时的大明，早已千疮百孔，卢象升的死，不仅寒了天下将士的心，也让北方防线彻底崩溃。此后清军多次入关劫掠，如入无人之境，大明的灭亡，自此埋下了伏笔。

与卢象升一样，孙传庭也是“文臣改武”的典范。他出生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山西代县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考中进士，初授永城知县，后历任商丘知县、吏部验封主事等职。孙传庭自幼聪慧，文武双全，不仅精通诗书，还对兵法谋略颇有研究。

天启初年，魏忠贤专权，朝政腐败，孙传庭因不满魏忠贤的恶行，毅然辞官归乡，隐居多年。崇祯帝即位后，铲除阉党，整顿朝纲，孙传庭才重新被启用，出任验封郎中，后因“边才出众”，被提拔为顺天府丞，成为朝廷重点培养的军事人才。

崇祯九年（1636年），孙传庭被任命为陕西巡抚，负责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当时的陕西，是农民起义的发源地，高迎祥、李自成等部盘踞于此，势力浩大。孙传庭到任后，立刻着手组建军队，打造出了一支精锐的“秦军”。他深知农民军的特点，采取“稳扎稳打、以守为攻”的策略，逐步压缩农民军的活动范围。

崇祯十年（1637年），高迎祥率领农民军主力，试图从子午谷攻入西安，直取陕西腹地。孙传庭早已料到高迎祥的意图，率秦军在子午谷黑水峪设下埋伏，以逸待劳。当高迎祥的军队进入埋伏圈后，孙传庭下令发起猛攻，农民军猝不及防，大败而逃。经过四天的激战，秦军最终生擒高迎祥，凤凰彩票将其送往北京处死。《明史·孙传庭传》记载：“迎祥入子午谷，传庭设伏邀击，大败之，擒迎祥，献俘阙下，磔于市。”

高迎祥的被俘，对农民军是沉重的打击，李自成被迫接过“闯王”的旗帜，继续与明军对抗。孙传庭乘胜追击，多次击败李自成，将他逼入商洛山深处，几乎剿灭了农民军的主力。此时的孙传庭，已然成为大明镇压农民起义的第一功臣，被誉为“大明最后的擎天柱”。

孙传庭的赫赫战功，不仅让农民军闻风丧胆，也引起了朝廷内部的嫉妒与猜忌。当时的兵部尚书杨嗣昌，担心孙传庭的功劳超过自己，便开始在崇祯帝面前诋毁孙传庭，说他“骄横跋扈，拥兵自重”，对朝廷心怀不轨。

崇祯帝本就多疑，加上杨嗣昌的不断谗言，对孙传庭逐渐失去了信任。崇祯十二年（1639年），孙传庭因与杨嗣昌在军事策略上产生分歧，被杨嗣昌诬陷“消极避战”。崇祯帝不分青红皂白，下令将孙传庭关进监狱，一关就是三年。

孙传庭入狱期间，李自成得以死灰复燃。他从商洛山逃出后，召集旧部，吸纳饥民，势力迅速壮大。短短三年时间，李自成就率领数十万大军，横扫河南、湖北等地，攻克多座城池，大明的局势再次陷入危机。而此时的明军，由于缺乏得力将领，屡战屡败，根本无法抵挡李自成的进攻。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第三次围攻开封，开封城危在旦夕。崇祯帝这才想起了狱中的孙传庭，急忙下令将他释放，任命他为陕西总督，命他火速出兵，解开封之围。此时的孙传庭，虽身陷囹圄三年，却始终心系国事，接到命令后，立刻赶赴陕西，重新整顿秦军。

孙传庭回到陕西后，发现当地的局势早已今非昔比。秦军因多年战乱，兵力锐减，粮草匮乏，武器装备也严重不足。他深知，要想击败李自成，必须先整顿军队，囤积粮草，待兵强马壮后再出战。于是，孙传庭一边招兵买马，训练士卒，一边积极筹措粮饷，修复武器，准备与李自成展开决战。

可崇祯帝却急于求成，他见李自成势力日益壮大，心中十分焦急，多次下旨催促孙传庭出兵。此时的内阁首辅周延儒，为了邀功请赏，故意向崇祯帝谎报军情，说“李自成兵不堪一击，孙传庭拥兵观望，意在养寇自重”。崇祯帝被周延儒的谎言蒙蔽，接连下了三道金牌，强令孙传庭出兵。

孙传庭深知，此时出兵，无异于以卵击石。可君命难违，他只能长叹一声，带着一支临时拼凑、尚未训练成熟的军队，硬着头皮出潼关，进军河南。《甲申朝小记》中记载，孙传庭出兵前，曾对部下说：“吾非不欲战，奈兵未练、粮未足，此去必败。然君命难违，只能以死报国矣。”

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月，孙传庭率领明军抵达河南郏县，与李自成的大军相遇。李自成深知孙传庭的军事才能，不敢轻敌，他采取“诱敌深入、前后夹击”的策略，故意丢弃大量军械、辎重和金银珠宝，引诱明军争抢。明军士兵大多是新募之兵，见有利可图，纷纷停下脚步争抢财物，军队秩序大乱。

李自成抓住机会，率农民军回师反击，同时命罗汝才部绕到明军后方，截断明军的退路。明军被前后夹击，军心崩溃，士兵纷纷四散奔逃。孙传庭奋力督战，斩杀了数名争抢财物的士兵，试图稳住阵脚，可此时的明军早已溃不成军，根本无法抵挡农民军的进攻。《明史·孙传庭传》记载：“秦军争利，失伍离次，贼回师击之，大败。副将孙枝秀战死，士卒死者数千人。”

郏县之战后，孙传庭率残部退回陕西，坚守潼关。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率领数十万大军，大举进攻潼关。孙传庭深知潼关是陕西的门户，一旦失守，西安就会危在旦夕，他亲自坐镇潼关，指挥将士奋力抵抗。

可此时的明军，经过郏县惨败，兵力早已元气大伤，加上粮草断绝，士气低落。农民军则士气高昂，攻势猛烈，潼关城墙多处被攻破。孙传庭率领残部，与农民军展开巷战，他身中数箭，仍坚持战斗，最终力竭战死。由于战斗惨烈，孙传庭的尸体被埋在乱军之中，始终未能找到。

孙传庭战死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崇祯帝不仅没有感到悲痛，反而因为没有找到孙传庭的尸体，怀疑他“潜逃避战”，下令不给孙传庭褒荫，不抚恤他的家人。《明史·孙传庭传》记载：“传庭死，关以内无坚城矣。帝疑其逃，不予赠谥，家人无所得荫。”

孙传庭的妻子张氏，得知丈夫战死、朝廷不予抚恤的消息后，悲愤交加。她不愿受辱，率领家中三妾及婢女，一同跳井而亡，满门忠烈，令人动容。直到83年后的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孙传庭的冤屈才得以昭雪，乾隆帝追谥他为“忠靖”，表彰他为大明王朝所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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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中曾评价：“传庭死而明亡矣。”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夸张。孙传庭死后，陕西全境失守，李自成很快就攻克了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半年后，李自成率领大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克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缢，大明王朝就此灭亡。

卢象升和孙传庭的悲剧，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崇祯帝的猜忌与刚愎自用。崇祯帝即位之初，虽然铲除了阉党，展现出了一定的治国决心，但他自幼生长在深宫之中，经历了太多的宫廷斗争，养成了多疑、急躁的性格。他既想依靠能臣良将挽救大明的危局，又害怕将领拥兵自重，威胁自己的皇权。

对于卢象升，他因为卢象升主战的立场与自己议和的心思相悖，就对卢象升心存不满，任由杨嗣昌、高起潜等人陷害卢象升，坐视卢象升陷入绝境。对于孙传庭，他因为杨嗣昌的谗言，就将立下赫赫战功的孙传庭关进监狱，三年后又在军队未备的情况下，强令孙传庭出兵，最终导致孙传庭战死沙场。

崇祯帝的多疑，不仅害死了卢象升、孙传庭，还寒了天下将士的心。此后，越来越多的将领对朝廷失去了信心，要么消极避战，要么投降起义军或清军。《明季北略》中记载，崇祯末年，“诸将皆畏帝多疑，不敢尽心作战，遇贼则逃，遇敌则降”。当一个王朝的将领都不愿为其效力时，这个王朝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了。

明末的党争，也是导致卢象升、孙传庭悲剧的重要原因。从万历年间开始，明朝的党争就愈演愈烈，东林党、阉党、齐楚浙党等派系相互倾轧，为了权力和利益，不择手段。到了崇祯年间，党争虽然有所缓和，但并未彻底根除，杨嗣昌、周延儒等人，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不惜牺牲国家利益，陷害忠良。

杨嗣昌为了推行自己的议和政策，就陷害主战的卢象升，剥夺他的兵权，克扣他的粮饷，最终导致卢象升战死。周延儒为了邀功请赏，就谎报军情，催促孙传庭出兵，最终导致孙传庭兵败殉国。这些人心中，只有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根本没有国家和百姓，他们的勾心斗角，加速了大明王朝的灭亡。

更可悲的是，崇祯帝不仅没有能力制止党争，反而被党争所裹挟，成为了党争的工具。他听信杨嗣昌、周延儒等人的谗言，杀害忠良，罢免贤臣，使得朝堂之上，再也没有能够力挽狂澜的大臣。当党争的内耗耗尽了大明的国力，当忠良之将被一一害死，大明王朝也就走到了尽头。

发布于：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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