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盛夏，长沙城里闷热难耐。毛主席回到阔别多年的故地视察工作，湖南省里的一批干部得以近距离汇报。会场气氛本来颇为庄重，却被一个看似“家常”的问题打开了话闸：有人压低声音问主席——省科委副主任戈恺，到底跟您是什么亲戚，是侄子，还是堂弟？
毛主席听罢，笑意上眉，语气却很平静：“不是侄儿，是堂弟。他原来叫毛戈恺，比我小二十多岁。按字辈算，我们是一辈的。他父亲叫毛麓钟，是韶山冲唯一的一个秀才。”说到这里，主席顿了顿，目光微微发散，似乎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个书声朗朗的韶山冲，因为毛麓钟不仅是他的伯父，更是他少年时代的启蒙恩师。
毛主席后来同戈恺闲谈时，又提起这个伯父：“我在他手下读过书哩！”一句轻描淡写，却牵出一段颇有意味的师生情缘，也把一个常被忽略的人物，拉回到历史舞台中央。
一位乡村秀才，对后来的中国革命领袖究竟产生了多大影响？往下看，会发现这段故事并不简单。
一、 韶山秀才的觉醒与抗争
毛麓钟出生于1866年，清同治五年。那时，晚清王朝表面上还维持着科举制度、官场纲常，实际上已经千疮百孔。毛麓钟出身韶山毛氏书香门第，他的祖辈毛兰芳曾当过县丞，在当地颇有声望，与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是同辈近亲。
家学深厚，天资又好，这样的出身决定了毛麓钟小时候走的是典型“读书做官”那条老路。少年时代，他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文章写得一手漂亮，又性情耿直，在乡里口碑很好。
1892年，26岁的毛麓钟考中长沙府学秀才，成为韶山毛氏家族里唯一一个秀才，一时之间风光无限。乡亲们觉得，毛家出读书人，这下子有“光宗耀祖”的希望了。他自己当时的想法，也大致是“安身科举入仕途”，并没有想过要去翻天覆地。
但时代变了。
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对很多读书人来说都是一道分水岭。清政府腐败无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国门洞开，列强环伺，这些消息连偏僻的韶山也能听得一清二楚。原本寄希望于科举入仕、匡扶社稷的热血青年，一下子陷入无比的失望。
毛麓钟就是在这样的情绪里，作出了看似“退隐”的选择。他对朝廷极其失望，干脆不再参加科举，自号“韶山小隐人”，回乡闭门读书，远离仕途，表现出一种很典型的清末士人心态：既不愿苟同，又无力改变，只能以“隐”来表达不满。
事情的转折出现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康有为、梁启超被迫流亡，谭嗣同等人血溅菜市口。对于像毛麓钟这种心怀天下却又寄望于“改良”的读书人来说，这无疑是沉重一击。
他后来有一段话流传下来，大意非常激烈：“旷观宇宙，古今中外，一无可恃，可恃者惟在我自强；美雨欧风冲击神州，只能迎头赶上，才能立足于世界之林。”用今天的话说，他已经很清醒地意识到，中国要自救，不能光靠空谈伦理教条，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和制度。
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停留在“感慨”层面，而是真正走上实践的道路。
在韶山那样偏远的乡村，办学堂、办团练，在很多人看来既费钱又得罪人。可毛麓钟偏偏要去“折腾”。他利用自己秀才的身份号召族中乡绅，筹钱、筹地，在韶山开设新式私塾，开始用中西合璧的方法教书育人。同时，他还组织团练，加强地方治安，抵御外来势力和土匪骚扰。
在这段时间里，他身上已经显露出一种从“书斋之士”向“实干之人”转变的倾向——不满足于写文章、评时政，而是愿意在地方社会亲自去做事，哪怕范围再小，也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进入20世纪后，清王朝的摇摇欲坠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武昌起义爆发于1911年10月，辛亥革命迅速席卷全国。在孙中山和革命党思想的影响下，毛麓钟不再满足于“改良”这条路，他开始认同“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主张。
很可惜，1912年民国建立不久，袁世凯就窃取了革命成果，随后又出现“洪宪称帝”的闹剧。很多当时参与过革命的读书人再次陷入愤怒与绝望，有人选择妥协，有人选择沉默，而毛麓钟再一次走向前台。
1915年，蔡锷在云南起兵反袁，史称“护国运动”。1916年前后，毛麓钟加入了云南讨袁起义军，在部队中担任文书。带他入伍的是将领何海清，看中的就是他扎实的文笔和清醒的头脑。要注意，当时他已经年过五十，并非年轻小伙，仍然不惜背井离乡、奔赴战场，这种决心并不常见。
行军打仗，风餐露宿，对于一个饱读经史的老秀才来说，是极大的身体折磨。长期劳顿和积劳成疾，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护国运动虽然取得一定成果，袁世凯在1916年6月病死，但战乱并未真正平息。同样是在这段动荡中，毛麓钟被迫离开部队，带病返乡。
{jz:field.toptypename/}1921年，55岁的他病逝于家乡。这个年龄，在那个时代谈不上“高寿”。他这一生，没有做过大官，也没留下一堆显赫的头衔，却在乡间埋头办学，在动乱中提笔从戎。外人看不出什么惊天动地，但正是这样一位乡村秀才，对一个少年毛泽东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二、 伯父、师长，也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老师
把时间往前推一点，推到1900年前后。那时候的韶山冲，还是一个典型的湘中小山村，田地环山，村民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米兰app官方网站“读书”意味着《三字经》《百家姓》、几篇“八股文”，读好了也不过是求个秀才、童生，能当小吏已属不易。
毛麓钟却在这里搞出了一点“新意思”。
1909年前后，他在东茅塘的面山楼设立了一所中西合璧式私塾。说是私塾，其实已经带有新式学堂的影子，除了传统经史之外，还讲时事、介绍一些西方的新思想。这在当时的韶山，是很破格的事情。
他招生的对象并不多，主要是毛氏族中根底不错的子弟，最初也就十来个人。门槛不算低，这就注定这所私塾更像一个“精英小课堂”，而不是简单的识字班。
1910年前后，一个16岁的少年走进了这间私塾。他脚上还有泥巴，衣服并不讲究，眼神却极其清亮。这人就是毛泽东。
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在另一位堂叔毛岱钟那里读了半年书，算是识了字、打了基础。转到毛麓钟的私塾，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仰慕这位伯父的学问和声望。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一个秀才能办起带点“西学味”的学堂，本身就是件稀罕事。
毛麓钟是爱才之人。毛泽东一来，他很快就发现，这个侄儿与其他学生不一样：记忆力强，问题多，对书本以外的东西也特别好奇。课堂上讲完课文，毛泽东经常会追着问：“伯父，这件事后来怎么样？”、“外国人为什么这么做？”类似的问题，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正因为这种“爱问”，毛麓钟对他格外上心。除了课堂上的课程，他还经常把毛泽东单独叫到家里“开小灶”。两人坐在油灯下，伯父讲自己的见闻：外面世界的变局，列强的侵略，变法的失败，讨袁的风云；也聊近代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以及更早的顾炎武、黄宗羲等。
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接触到的书已经不局限于《四书》《五经》，而是开始读《史记》《日知录》、诸子百家以及历代诗文名篇。在众多书籍中，《日知录》尤为关键。
《日知录》的作者顾炎武，生活在明末清初，是一个极重“经世致用”的人。他主张学问不能只在纸上打转，必须要投入现实，强调实地考察、强调追根究底。这种治学态度，和毛麓钟自己的性格也颇为契合。
在毛麓钟的引导下，少年毛泽东一边背古文，一边接触这些“经世之学”，脑子里自然不会只装着八股文章。他开始意识到，治学不只是为了“中举当官”，还有更大的天地——这是非常关键的转折。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毛麓钟对毛泽东，并非单纯“灌输”，而是引导他自己思考。很多时候，他讲完一段历史，就会反问一句：“你觉得呢？”人微言轻的乡村伯父，不可能给出一整套成型的时代答案，却实实在在训练了这个青年的独立思考能力。
有一次，毛泽东跟他讨论时局，问：“伯父，中国到底有没有希望？”据说毛麓钟沉吟片刻，只回了两个字：“在人。”这类只言片语，很容易被忽略，却足以让一个年轻人记很多年。
三、 从“打工学徒”到“立志出山关”：家门里的那场博弈
毛泽东在毛麓钟学堂里读书，时间并不算长，大约半年左右。但在这半年里，凤凰彩票app他对世界的认知被迅速打开，眼界一步一步从韶山冲，拓展向长沙乃至更远的地方。
问题在于，家里并不这么看。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典型的勤苦农民出身的小地主。他靠早出晚归、精打细算，从贫困农户熬成稍有积蓄的“殷实人家”。在这样的家庭结构里，“读书”更多被看作一件“不务正业”的事，特别是当儿子已经十多岁，还不替家里分担劳力和赚钱时。
1910年前后，毛泽东在私塾读书半年后，因为家务农事繁重，停学回家。毛顺生的打算很简单：不再让儿子折腾读书，直接送他到银田寺镇当学徒，学门手艺，将来好谋生。这样的选择，在当时再普遍不过。
然而，这一次，毛泽东没有妥协。他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去当学徒，坚持要继续读书。父子之间的冲突就此爆发。
据后来回忆，那天毛顺生气得抡起棍子就追着儿子打，口气非常硬：“不去也得去，你不听话，看我怎么收拾你！”而毛泽东扔下话就跑，边跑边喊：“我要读书，不去当学徒！”
这场追逐一直延伸到毛麓钟家门前。毛泽东钻进伯父家躲了起来，身后的怒气却并未消散。
毛麓钟得知缘由后，态度很鲜明——他站在了毛泽东这一边。当晚，他把毛泽东留下过夜，两人一边吃饭一边商量对策。一个是明白时局的伯父，一个是执拗要读书的少年，在昏黄灯下定下了“继续求学”的方向。
第二天，毛麓钟带着毛泽东回到毛家。当着乡邻和亲戚的面，他没有一点含糊，直接跟毛顺生说：“这个孩子，是我教过的学生里最有出息的一个。不让他读书，是要误他的前程。”他还强调，毛泽东不仅要读书，还不能只局限在本地，最好到外面去开开眼界。
毛顺生自然不服气。一个是父亲，一个是伯父，立场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当时场面一度紧张。旁边的亲戚见状，也纷纷劝和。毛泽东的八舅文玉钦、表兄王季范都出来说话，态度也偏向让毛泽东继续读书。
在亲族面前，毛麓钟话不多，却句句掷地有声。既讲道理，也讲情面。不得不说，在当时的宗族结构里，他这样的“秀才伯父”，确实有相当的威望。毛顺生虽然性子倔，但终究不是不讲理的人，加上众人的劝说，只好松口答应：可以继续读书，不过以后怎么个读法，要好好盘算。
1910年秋，毛泽东正式决定前往湘乡东山学校求学。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私塾识字”，而是迈步进入更加正规的新式教育体系。临出门前，他留下一首诗：“孩儿立志出山关，学未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首诗后来广为人知，常被视为他青年志向的一个缩影。
如果往前再追溯一步，就会发现这场“家庭博弈”的关键支点，恰恰在毛麓钟身上。没有这位伯父站出来“撑腰”，毛泽东很可能会被按进“学徒—小本买卖”那条轨道，人生走向完全不同。
很多年以后，1936年，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采访毛泽东。谈及自己的求学经历时，毛泽东提到曾在“一位老先生”那里读书，读了更多的经书，也读了时论和新书。这位“老先生”，就是毛麓钟。回想那次“逃学徒、求读书”的冲突，这位伯父的分量，不言自明。
四、 七位恩师的“接力”，塑造一代领袖的精神底色
若把毛主席的求学经历拆开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16岁以前，在韶山及周边私塾的读书时期；另一个是1913年至1918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习阶段。在这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有八位老师与他结缘，其中七人对他影响极深。
毛麓钟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环，但并非唯一的人物。几位老师之间，实际上构成了一个颇有层次的“接力链条”，从启蒙、古文，到政治理想，各有侧重。
在学前阶段，毛泽东最早接触的老师，是二舅文正莹。那时毛泽东还不到入学年龄，在外婆家长大。为了让外甥有人看管，也为了让他早点识字，家里就让毛泽东跟着表哥到文正莹的私塾“凑个数”。
文正莹同样是儒学出身，性情温和，对这个不哭不闹、愿意安静听课的孩子格外喜欢。他并没有把毛泽东当成普通的“蹭课小孩”，而是认真教他识字、背诗。毛泽东早年对古诗词的兴趣，很多就是从这间简陋的私塾里萌芽的。
后来毛泽东被接回父亲身边，文正莹并没有就此“卸责”，而是持续借书给他看，时不时打听他的学习情况。对一个乡村少年来说，这种隐约的关照，既是温情，也是推动力。
等到毛泽东正式进入私塾系统，1906年秋，他去了堂兄毛宇居的井湾里私塾。毛宇居被乡里称为“韶山一支笔”，足见才华之盛。他对作文尤其重视，经常要求学生练习写作。毛泽东在这期间不仅打牢了古文基础，也逐渐养成阅读课外书的习惯。
毛宇居发现这个小堂弟“活泼过头”，爱问东问西，不守常规。不少老师遇到这样的学生，只会给一个“顽皮”的评价，人为压住。但毛宇居却觉得，这更像一种“不拘成规”的活力，于是因材施教：一边加重作业难度，让毛泽东写更难的文章，一边把自己的藏书借给他，鼓励他读别人不读的东西。
这种“放宽一点”的教法，对毛泽东来说恰到好处。既没扼杀好奇心，又让他在古文功底上站稳脚跟，后来的文笔之好，不是凭空出现的。
进入湖南第一师范之后，毛泽东接触到的老师层次更高，视野更宽。其中，袁仲谦在古文方面对他影响很大。袁仲谦留着长须，被学生称为“袁大胡子”，精通经史子集，重视传统文字训练。一开始，他并不欣赏毛泽东，觉得这个学生“目无尊长”，发问太多；毛泽东也不太“买账”，认为这位老师保守。
但随着交往加深，双方偏见慢慢消解。袁仲谦发现，毛泽东对古文的领悟力极佳，只是想得多；毛泽东也承认，这位老师在训诂、句读和古文写作上的功夫确实扎实。他认真听，认真写，文言文水平迅速提高。多年以后，毛泽东感谢地说：“多亏了袁大胡子，我学会了古文体。”这句话，道出了他对传统文史基础的重视。
在政治理想这一块，李漱清、杨昌济、徐特立三人，又构成了另一条“接力线”。
14到15岁那几年，毛泽东在家务农，自学为主。李漱清就成了他最重要的“思想窗口”。李漱清接受过维新思想，关心时局，家中藏书不少。毛泽东干完农活，就常跑去他家借书、请教问题。有一天，李漱清拿出一本《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的小册子，说：“你可以看看这个。”毛泽东读完后深受震动，对“国家可能被分割”的危机有了直观感受，也开始真正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当回事。可以说，这是一种初步的爱国政治觉醒。
到了湖南第一师范，杨昌济则把毛泽东从“关心国家命运”引向“寻找思想武器”。杨昌济有着国学根基，又有日本、英国留学经历，看问题眼界开阔。在课堂内外，他鼓励学生多读进步刊物，关注新思潮。《新青年》之所以能在长沙迅速传播，和他有很大关系。毛泽东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也是在杨昌济的推荐下完成的。这些新思想为他后来接触马克思主义，打了精神上的底子。
此外，杨昌济还特别重视意志磨炼，比如坚持冷水浴、终身朴素自律，这些生活片段，在学生身上留下的不是简单模仿，而是一种“忍苦耐劳、克己自省”的风气。
徐特立则更“激烈”一些。他早年为了表示对晚清腐朽统治的不满，用菜刀砍下自己的左手小拇指，蘸血写下抗议书，这件事在当时颇为轰动。一个老师愿意为信念付出肉体代价，这对年轻人冲击不小。徐特立后来在教育实践中强调“不动笔墨不读书”，重视做笔记、反思、整理。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时期留下的厚厚一摞笔记，跟这位老师的引导密切相关。
1937年，徐特立60岁生日时，毛泽东给出一句评价：“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现在仍是我的先生，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这并非一时感慨，而是对一个长期精神影响的肯定。把这些老师串联起来看，就不难理解毛主席在1967年提及毛麓钟时，语气里那种自然的尊敬——在他的观念中，“先生”二字，从来不轻易出口。
回头再看，1967年长沙那场座谈，一位干部随口问了句“戈恺是主席的什么亲戚”，看似只是打听个家族关系。毛主席一句“我在他父亲手下读过书”，既是澄清，也带出了背后那段长久的师生缘。一个乡村秀才，一所简陋私塾，一场家庭里的争执，甚至一两本薄薄的小册子，都在不动声色之间，参与了历史的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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