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经棚老家是个古老而守旧的小地方。我们是公爷的后代，地位最高，过年时按照旧的礼节和辈分来叩拜的人很多，可平时却很少有人关照。尤其像母亲这样一个从小生活在王府和城市的异乡人，一旦失去靠山，千里他乡独守着一处古旧而失修、虽外观依旧，可屋内却阴冷潮湿的大房子，过着她所不习惯的生活，可想而知母亲是何等的愁苦与孤独。在一个个漫长的黑夜里，她辗转不能成眠，有时我一觉醒来，见她还在坐着沉思。白天她抱着弟弟坐在炕上，也会轻声的吟唱《苏武牧羊》。她还有几首诗作也表明了她的心境，但那时我还不能更深地理解母亲的心境，也不太在意，只记住了其中的一首：“黄岗梁边红日浮，无垠大地眼中收。不需感慨沧桑叹，原来到处可停留”。

母亲来经棚时带回一个姓张的男工，山东人，他可能也是哪个舅舅家或老府里的什么人，因为他称母亲为“九格格”。他为人忠厚仗义，对弟弟更是关怀备至。那时我们虽有特供的大米吃，可缺油少菜，吃的口都发酸了。老张总是想办法弄点什么回来给我们吃，可他自己则用清水煮莜面鱼子当饭。这期间在开鲁时的赵妈又出现了，她儿子在经棚当警察，因勒索被拘，她是来求母亲出面给说情的。这样她又在我家留了下来。就这几个人，偌大个院子也显得十分冷清。赵妈现在不用再给我讲故事了，可她还管是着我，不让老吹口琴，说是会伤了元气的，可能是她不愿听那噪音才说的吧！我跟她还很亲。这期间和我们来往的人也不多。有一个任警佐的叫萨思楞常来关照母亲。他的夫人倪德林也常来和母亲闲谈，还给弟弟做棉衣送来。她当过教员，是经棚河南白岔有名的首富人家的姑娘，是在赤峰、承德等地上过学的人，很新派，谈吐不凡。我回来后和我的关系也不错，接我到她家去住过，并和我讲了很多心里话，我还曾为她流过同情泪。她是个深明世故而又很会生活的人。

还有在前边小院住着一位老段太太，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她前额上有个鸡蛋大小的肉包，说是去五台山朝圣时，一步一个头磕出来的。她剃着光头，穿着喇嘛色的长袍。有时也毕恭毕敬地来看望母亲，隔三差五就会打发她孙女送一壶奶茶过来。我也去她家，但没什么话可说，就看她孙女做靴子。

我亲生父母就住在东院，房子是过去公爷府的大伙房，我即出生在那里的炕上。这些年里已修缮得焕然一新，又盖了三间东厢房，已是青堂瓦舍，窗明几净，人丁兴旺。生父曾任过经棚警察署署长，不知何故，最后又当了木石匣的村长。他的升迁也可能是和我养父分不开的吧，可我们之间没有来往，都好像在回避什么，又像存在一种芥蒂而不挑明。是因为我吗？还是因为有了弟弟？没人告诉我。

母亲回来后当年就处理了一件事，就是和大哥旺其格分家。一切经过我不知道，是萨思楞出面帮助解决的。可能是因为大哥这些年来，把家产几乎荡尽，我们也只分到一百多只羊，二十几头牛，还有马。母亲又委托一个叫金格的人来管理，他家有四、五个孩子，这样又养了他家七、八口人，短期内经济上是不会有什么转机。

#02

正在光复前夕，母亲为我定下了一桩婚事，是驻林西伪三十二团包团长的儿子，洮南人。这个人我见过，是王爷庙军官学校的预科生，身材瘦小。我从兴安女高回经棚时，在乌丹等车住在旗长家里，他们全家回洮南也借宿在这里，所以见过我。不久包团长就亲自来提亲，母亲当时也许拿不定主意，就找来我生母商量。生母认为是门当户对，并极力主张多要东西，什么金银首饰、绸缎马匹。而母亲说这样要东西，不等于卖姑娘了吗？而生母说：东西要的少就是姑娘不值钱。想起来也没什么不对，只是习俗和观念上的不同而已。

这事定下来后，母亲也没和我商量，在家里杀了羊，请了酒，把这事告诉了我。当即我流下了眼泪，心里有说不出的委屈。15岁正是性格多变的年龄，总有一种无名烦躁，和母亲发脾气，摔东西，气得母亲说要把我送回去。这就更伤了我的心，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我，无助中想把灵魂寄托给上苍。每天都到佛堂上香，晚上睡觉前也在黑暗中祈祷，诚心求父亲在天之灵保佑我永远这样生活下去。

风云突变，八月的一天，当时任旗长的义理通嘎来告诉说时局很紧，还是准备躲躲吧。怎么准备？往哪里躲？我们处在这与世隔绝的大院里，对外面的变化一无所知，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就这样母亲还叫我和小常去倪德林那先告诉她一声。母亲也真是太过于痴心了，现在除了我们而外，还哪有不做准备的。后来听说倪德林早把东西都拉到白岔娘家去了，人也马上就要走了。

     第二天，家住三义号的老旗长来车接我们。老旗长也是父亲的故交，此时他夫人正在病重之中，可是还想到我们没人管，叫他儿子赶上轿车快把我们接出来。这时母亲脚又扭伤了，行动更不便，只能带点随身衣物离开了经棚，家中留下老张看守。第二天再派车去拉东西时情况已变，苏联红军先头部队已进入。我得知经棚家中的东西已全部散失，房子被苏联红军进驻。这些事因母亲病着不敢告诉她，我只有自己在背地里抹泪，恨我们没人关照，恨我们为什么回到这个鬼地方来。这时经棚街里来三义号避难的人也多了起来，同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母亲在赵妈的精心护理下好了许多。不幸的是就在这几天内，老旗长的夫人病故，我们也非常痛心。等老张赶来向母亲哭诉他没有把家看好，母亲得知实情后，反而安慰大家说：东西是身外之物，只要人没事就好。这时苏军也光顾了三义号，要吃的、要东西，吓的人们也东躲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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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下去不行，只有离开三义号躲到草地生活。在草地还算平静，每天看着草原上的日出日落和暮归的牛羊，精神也恢复了很多。九月下旬，天渐渐凉了起来，防寒衣物不足，就又返回到经棚街里。这时苏军已撤离，地方成立了维持会。我们落脚在倪德林家，她是毫发无损，生活照样，我们只有卖牛先添置冬衣。

这时又出了件意想不到的事，我亲生母亲突然来了。本来我家遭此劫难，她来看一看也是在情理之中。可她来说的是要把我领回去，意思是姑娘大了，回去给做些穿戴之类的话。这不是乘人之危吗？我是长大了，可那是人家付出多少心血养大的。母亲答应叫我回去，可她流下了眼泪，我也哭了起来。情急之下，我也不知自己都说了些什么，反正是把生母奚落了一通，说现在就是要饭我也不会跟她回去的。我知道我所受的教育使我不会成为忘恩负义的人，更不会伤害母亲和弟弟。我不能理解危难之中生母只顾及她的亲生女儿，生母更不会理解养育之恩、亲情真爱要比血缘更加珍贵。反正这样一闹，使我生母很尴尬地离去。

当时，伪满时期的街长任承业成了维持会长。他来倪德林家看望母亲，安排我们住到了他家一处闲置的空房子里，有三间房和一个小院子。有了住处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只能依靠卖牲畜来维持家用。因为母亲身体不好，我也学着做饭，还做些针线活。

11月的一天晚上，突然有紧急的敲门声和喊话声，不知又发生了什么事，吓得不行。母亲只得去打开门，才知是八路军要来号房子。母亲说家里没男人不方便而没答应，可过一会儿他们又回来了，一再说明来意，只得叫住下了。母亲心里十分不安，吓得话也不敢说。可是住下来的几个战士每天担水、扫院子，每次做好面汤都先给端一碗过来。有一个雷连长常过来给母亲讲些道理，母亲也安下心来。弟弟更是和他们玩的高兴，还学唱“阴湿的地方需要太阳，苦难的中国需要共产党。”十几天后他们搬走了。

12月的一天夜里八路军撤走了。假中央军匪首张桐轩攻占经棚，街里大乱。听说他们还专拿猪肉到回民商店里吃。曾载入史册的秦荣政委，就是这个时候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的。我们听到后都十分震惊。 

有一天，我家来了几个人。有一个穿便衣挎着盒子枪的人坐下后说：“听说你们家东西被抢了，如果愿意，我们可以帮着给找回来。”母亲婉言拒绝了，只说些客气话：不敢劳驾，不用为我们操心，就这样把他们打发走了。我当时还笑他们无知，因为母亲问他“贵府”在哪里时，那个人也自称：“贵府”在某地。母亲事后和我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东西不能失而复得，如果叫他们找，那还不知引起多大混乱呢！

时间不长，经过一夜的激战，八路军又打回来了。局势稳定下来，一些蒙古青年也参加了县政府的宣传工作，母亲还允许我和邻居家姑娘一起去看晚上的演出活动。

有一天，母亲没和我说就领上弟弟去找时任县长的陆棣，可能是说了家中的困境和要求退还房子。转年春天，我们搬回了老房，我参加工作后，陆棣和我提起此事，我才知道了详细经过。   

#03

1946年11月，在张家口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联合会是带有革命群众团体性质，又带有人民政权属性的半群众团体、半政权组织，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内蒙古各阶层，包括一些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1946年1月，克旗组建了旗政府。当时在克旗境内，旗、县政府并存，实行蒙汉分治。四月份，克旗也成立了支会并召开了成立大会，母亲被选为妇女会长，我还代表母亲在大会上宣读了她写的发言稿。我就是从这时走向社会，参加了革命工作。

母亲当时接受新事物的热情很高，主动和一些进步青年交谈，并看一些新书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持久战》等，她的理解力很强，能接受新观念。积极支持联合会工作，还主动把房子让给联合会使用。

五月初，旗政府决定选送一批青年去林东学习，母亲也同意让我去。我那时对很多事情是似懂非懂，对母亲还是恋恋不舍，可我期盼着出去闯一闯，见见世面，这样就和大家一起奔赴林东。到了林东后，我们一部分人去承德，我很犹豫，没办法和母亲商量，我又想家，怎么办？可我还是含着泪同意了去承德。经过几天的行程到承德后，我进入了“冀热辽建国学院”学习。因为学员没有来齐，没正式上课，只是集体活动，学唱革命歌曲，听凌沙主任作报告，写个人的思想认识。但我懂得还很少，路应该怎么走还不知道。不到一个月，学校动员我们下去参加土改工作，我们一部分人包括三个女同志，被分配到隆化一带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领导我们的是方纪同志，当时只知道他是位老干部，也不知道是什么职务，可他有个警卫员。我跟着他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听到了很多抗战故事，可以说是他领着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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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纪，原名冯骥，现当代作家。1919年生于河北省束鹿县一个农民家庭。后到北京求学，参加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左联。抗战爆发后随军南下，做政治宣传工作。1939年从重庆到延安，在《解放日报》社等单位从事编辑和写作。抗战胜利后曾任热河省文联主席。解放战争时，在前线做随军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天津日报》文艺部主任、天津市文化局长、天津市文联党组书记、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协天津分会主席等职务。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老桑树底下的故事》，散文特写集《长江行》、《挥手之间》，长诗《不尽长江滚滚来》等。

当时隆化一带山高路险，经常有土匪出没。我们白天发动群众诉阶级苦，算剥削帐，开大会和地主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晚上就转移。平时住在边远的农民家中，有时也住在破庙里，情况紧时就躲进青纱帐中。到处都有发动起来的群众帮助和掩护我们，尤其对女同志更是倍加保护，使我深受感动，工作热情更高了，爬山涉水更不言一句苦和累，甚至不怕危险。有一次，大雨过后的一个傍晚，我们几个小组的人都回到了区政府所在地，也是我们工作组的总部。这时正赶上方纪同志去隆化开会，大家以为雨后河水涨了就不会有敌情，思想也就放松了。大家聚在一起乘凉，交流各组情况，又唱又笑很是开心。次日拂晓，我们还没有醒来就被一伙土匪袭击了，打伤了包括区委书记在内的三个同志，有一名是我们的同学，区小队的枪也丢了。我们三个女同志住在后院房东家，当时听到枪声也赶往前院，土匪已经跑了。当天我们就拉着伤员回到了隆化。经过休整后，领导上已不允许我们女同志再下去，以免发生危险。可我们还是坚决要求下去工作，以表明我们没有被危险吓倒，起码在思想上有了要经得住任何考验的准备。

当时整个东北战场处于敌进我退的局面，不久承德也开始撤退，我们全部撤到了围场，然后向张家口转移。当我们到多伦后，得知张家口也在外撤，所以我们又从多伦返回了围场。从此就开始了长途行军，白天常遭敌机低空扫射，飞行员的面孔都看得一清二楚，后勤的大马车拉车的马都被炸得拖着肠子乱跑。很快，我们也学会了怎么躲避飞机扫射。白天行军十分危险，后勤有马车我们不敢坐，因为目标大，还会被土匪抢劫，所以我们只能白天钻山洞进树林休息，夜间行军。队伍里的人员大减，女同志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样从围场一直撤到赤峰。在赤峰休整期间，建国学院、自治学院、鲁艺学院合并。一天晚饭后，学校命令大家整装待发，到半夜十二点开始全员撤退。大队人马行动都静悄悄的，急行军到天亮已走出五十里开外。一听到就地休息的命令，我们累得躺在草垛上就睡着了。此后得知从赤峰撤出时，国民党军队距赤峰已不到十里，我们紧急撤出后，立即炸毁了大桥，阻滞敌人的追击。全员直奔林西，一路上有军队，有伤员，还有一大队国民党的俘虏兵，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摆脱了敌人后，我们又活跃起来，一路上歌声不断。

当时林西是热河省热北专员公署所在地，也是整个热北的革命根据地，热河省主席杨雨民、李运昌以及党政军各界的首脑都集中在这里。合并后学院校长是赵毅敏、徐懋庸，主任是凌沙、鲁坎等，都是理论界的知名人士和老革命。还有来自延安的文艺骨干，当时学院真是人才济济。校内办起了各种板报、漫画等专栏，还组织歌咏队上街宣传，积极动员各界群众，团结一致，保卫家乡。生活虽然艰苦，但却真正体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革命气氛。此后，学校开始上课，我在各方面虽然还很不成熟，但也初步懂得了社会发展规律，接受了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

就在这时，我接到了母亲的来信，说她病重，如不回去恐怕见不到面了。我当即哭了起来，我想念母亲。校方准许我回家，将我介绍到了行署去见杨雨民主席。他问我信是不是母亲写的，并说情况可能不属实。据克旗来人说，你订婚的那家人已来到了克旗，想叫我回去完婚。并开导我遇事应当多考虑，经过了这段时期，你的情况和表现我们都了解，还是要坚持到底，完成学习任务才好。我这才定下心来继续学习。

到年底完成学业回到经棚时，母亲已去了草地。好像母亲那封信在我心中产生了芥蒂，母亲怎能骗我呢？可我还是回到了草地，回到了母亲身边。她对我依旧温存，我对她照样依恋。可她好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胆怯地告诉我，信是他们叫她写的，说是如不把我叫回来，以后会越走越远。因为我走后没有一点准消息，也把她吓坏了。又说人家已送来一包东西，全家都是投奔这里来的，还是不可失信于人。我同情母亲，我也理解她，但我不能促这桩包办的婚事。1947年夏天，在组织的出面协调下，我正式提出了退婚，这在当时也成了一件反封建的壮举，很受各界关注。

同年，在牧区开展了民主改革工作，按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放手发动群众，废除封建特权，发展畜牧业生产”的方针，在牧区开展了试点工作。我参加了巴隆阿鲁的工作队，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对几户有外逃人员和有背景的大牧主进行了批斗。当时的做法是：群众每到一户，把牧主全家赶出来，喊着口号先打掉他的威风，再把所有财物集中起来。接着几天就是群众诉苦，牧主交待罪行，在场外支起锅灶，杀羊煮肉集中吃喝，等最后分到群众手里的牲畜也就不多了。接着再到另一户牧主家批斗，我也看到了“拖人”的情景，就是把交待不好的人，用绳子把脚套住在草地上拖着跑的一种刑罚。我那时不太懂蒙古话，只是作些登记财物，分分东西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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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内蒙古骑兵第34团来经棚剿匪，吴振山大哥任团参谋。那时我正在牧区参加土改试点工作，部队也有保卫牧区安全的任务，所以，我经常和部队的同志们一起骑马奔驰在草原上。我这身装束，是一位朋友将分得一件很大的狼皮袍子送给我，我把它做成了大衣，吴振山用分得的羊羔皮给我做了一身皮衣、皮裤，把我打扮成从牧区回来的样子。

工作队的纪律也不很严明，也有乱拿东西的现象。在执行政策上也很混乱，有个小战士在河边同一个女孩子说说话，也抓回来批斗。抓住旅蒙商也进行批斗和没收财物。当时旅蒙商主要靠不等价的易货贸易方式盘剥牧民，一块砖茶能换头小牛，几把挂面就换只羊，但这样批斗没收也是不符合政策的。这时，母亲在牧区还是属于接受减租政策的团结对象。

10月初《土地法大纲》发布，开始在全体工作人员中开展“三查”、“三整顿”运动。“三查”是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顿”是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在这次清查中当场逮捕了过去任过旗长的义理通嘎，清除了旺迪等一批伪职员。我是经过深刻地剖析自己，坚决和过去划清界线才通过了审查，被分配到由盟委书记权星垣领导的土改工作团，赴白岔一带开展土改试点工作，自此土改工作已全面铺开，我也以全新的面貌投入了工作。

这一时期，母亲仍住在经棚街里。我虽经过学习，但对具体政策如何执行？成分怎样划分？母亲算什么？怎么对待等我仍搞不清楚。母亲听说要根据财物多少来划成份，因为她手头还有一小盒首饰，是些钻石戒指之类的东西，还有两串珊瑚念珠，过去也没把它当什么贵重东西，只因是父亲的遗物，才带在了身边。她是怕这些东西惹事端，就找老张商量，这时老张已去商店作帮工，叫他拿走代为保存，母亲又私下里给了我两枚金戒指，说是留给我和弟弟，分量都是很重的。交给老张的东西因为小常知道而被揭发，老张也受了皮肉之苦，听说母亲还因此被关进了监狱，以后又被遣送到草地。那时牧区也效仿农区土改，亦分、亦斗、亦划阶级，这是大势所趋，实际上，就是没有那些东西，母亲也应划为剥削阶级，被批被斗的厄运也不能幸免。

我在土改作工团照样工作积极、遵守纪律、访贫问苦，还在团部担任记录、整理材料等工作。带领我们几个人的小组长，是叫姚勇的女同志，是从盟里来的老干部。她对我很好，我俩同吃同住，我很受教育。经棚白岔一带山高坡陡，土地贫瘠，土匪经常出没，牺牲过多名区干部。农民生活也极端贫困，很多人家连炕席都没有，几个孩子赤条条地围着个火盆，烤了前胸烤后背，个个都烤成了花肚皮。这样发动起来的农民，斗争热情高涨，但也有吊打、火烤等过“左”行为。我也看到了处决10名有通匪罪的犯人，其中有一名妇女。土改最后就是分土地、分浮财。

将近年底工作结束，我随团回到经棚，我已无家可归。我只有先找到老张了解情况，他见到我就哭了。这时天色已晚，我去了县大队，找到了我二姐斯琴，那时她已是县大队政委巴嘎雅的夫人，她给我熬了大米粥喝，听她话里的意思是这个大院里不能随便留人住，我明白了。可我们是一起参加工作，一起出去学习过的同志，是亲姐妹呀！好在我还是盟直属工作团的工作人员，第二天我去县委找到了杨政委，说明了家里的情况和我的思想顾虑。他对我很负责任，他说：“你既受过革命教育又参加了革命工作，组织上也会帮助你的”。当时仍是旗政府和县政府并存，因为我是归属于旗政府方面的蒙古族干部，据说他们打算把我交给群众处理，而被杨政委制止了。但我还是主动去贫农协会表明立场，当场我就把两枚戒指交了出去。这是我划清界线最好的也是最实际的表现。存放两枚戒指我也实在不轻松，我曾把它放在鞋里，藏在墙缝里，也不知何时会招来祸端，这样交出去心里会坦然。当时农会的人对我态度也有所好转，并说这里有你的东西可以拿走。过了这一关，我又轻松了许多。

土改工作团把我安排到泰华公司吃住。泰华公司是当时唯一的国营贸易公司，保障各方的供应和物资交流。经理王祚让是过去的商人，有个女会计姓翟，对我都很关照。晚上她总是提前把炕烧热，睡下后还给我盖上皮大衣；晚上他们加班，我也跟着吃夜宵。这一时期工作团还开会，作总结，也检查土改工作中的一些偏差。

1948年3月份我跟随查干楚伦领导的，有县委宣传部长王经伦参加的牧改复查组回到牧区巴隆阿鲁。我当即被群众带走，被停止了工作，说是过两天要经过群众审查。我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只和母亲在进门时遇到一面，她轻声地说：“我什么也没说”。当时我没明白是指什么，可能是那两个戒指她没有交待，但我已主动交出了。我又在门缝望见她领弟弟在领大锅饭，我趴在门上哭了。

外面的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可这屋里又关进来大哥旺其格、三哥嘎瓦，还有一个老太太是在牧区很有名的蒙医海银德的夫人，凤凰彩票app下载大家也没什么话可说。突然屋里又绑来一个年轻人，并把他吊了起来，说他是海银德的女婿，被叛匪带走后又逃了回来，全家就有了通匪的嫌疑。老太太什么也不说，可在一天早晨她已闭上了双眼，停止了呼吸。我马上要过去呼叫，被大哥制止了。是啊，我忘了自己的身份。随即有人把海银德带了进来，看了一眼，老太太就被抬了出去。我被关了十几天，没人过问，我更不知外面都发生了什么事，都在复查什么？终于有一天，我被带到了围坐在草地上喊着口号的群众中去交待问题，表明态度时，我心里反倒很平静。群众虽然在喊着口号，但并没难为我，没提什么意见，反而说过去是学生，没参与剥削，可以工作。我问就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拖了那么多天？他们说是没抽出时间，并不是有意的。我又恢复了工作。

#04

牧区前一段时间情况很复杂，贫牧协会在运动中随意扩大斗争对象，激化了矛盾。有些牧主有枪有马，很多逃亡在外，留下的家属就被集中看管起来，每晚都被绑在蒙古包的“哈那”（木上），母亲也在其中。有一次，一伙人乘机打了回来，抢走了家属，打死了干部，并裹挟走了一些人。这伙人叫母亲也跟着他们走，并说一定把她送到北京，不然等他们回来也得打死你。可母亲说什么也不走，并说我的孩子在这儿呢，我死也死在这里。她说的孩子是指我吧，如果母亲当时真的带着弟弟跟着逃亡，那我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还能有今天吗？在此之后，母亲不再被关押了，她仍旧每天领着弟弟吃大锅饭。在我被关押审查期间，母亲又被送回经棚街里。

关于这一时期的具体情况，因为我当时不在牧区，知道的也不多。以后克旗旗志等文稿中，也记载了牧区的一些过“左”的偏差。至于母亲的一些情况大多是恩格的母亲告诉我的，恩格是我们一起去承德学习的同学。当时，我恢复工作后就住在他家里，他家是中牧，没受到什么冲击。全家人对我都很好，一到晚上他母亲就给我讲一些斗争情况，说旺其格如何揭发批斗母亲的一些事情，并对母亲深表同情。

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自治联合会的职能已不复存在。因为我是属于做妇女工作的，就把我分到了县妇联，妇联主任是张素珍，是老干部，也是县长王健民的夫人，她配有勤务员，张主任很看重我，吃饭都是由勤务员端过来我俩一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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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父包全文，生母包张氏是随我的第一位养母从彰武县来到克旗的。生父在伪满时期任过职，他人很和善、厚道；生母是个一辈子操持家务、抚养儿女并从不知享受的人，她在任何条件下都能生存，就是靠养猪、挖野菜、捡拾柴火也能维持生计，并从不抱怨。母亲病故于海拉尔，跟牙克石仅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也没能赶上见最后一面，也没叫过一声“妈”而抱恨至今。老父晚年是在大弟弟包全家受到儿媳妇赵怀书的精心照顾，安详、幸福的活到80岁，一生无憾。这张照片是1957年在内蒙古党校院内我大姐家房前拍摄的。

我去看了母亲，我俩相对无言。她没有生活来源，更没有维持生活的能力。叫她乞讨，有的人家在没人见到时会给她两个馒头，路经满柜烧饼铺，也会给她两个烧饼。我对她说过：叫你要饭你就要，总会有人给你的。可她说：“我张不开口呀！” 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可我心里放不下，每当吃饭时就有咽不下的感觉。我和张素珍一起吃饭虽没有太好的伙食，可总会有莜面、荞面单饼、有菜。有时张素珍外出剩我一个人时，如给我拿来五张饼，我只慢慢地吃下一张，把剩下的包起来偷偷给母亲送去。食堂的老师傅可能有所察觉，之后他有几回悄悄地包上几张饼，说叫我给老太太拿回去。有一次张素珍拿出一包特制的像面包一样的小点心，给了我一个，我真想留下来给弟弟带回去。可当着人家面，我只能强咽下去。我作了平生第一回违背良心的事，没人时从柜子里拿了一块点心，给弟弟送了去。他吃着说：“姐姐，怎么这么好吃呀！”可我的心在流泪，是姐姐偷来的呀，我不能对人说，我太可怜弟弟了。

那时有个叫陈荣华的人常去看母亲，据说他在外地当过警察，人很灵活。他哥哥陈荣久是早期党的地下工作者，曾和乌兰夫等人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派回克旗开展工作，他的后代到现在还持有民政部颁发的烈士证。这时，我手里有一个父亲用过的银质圆形胰子盒，因为银的用久了发黑，也没光泽，我用着也不显眼。还有一个玉碗，是军队三十四团剿匪得来的战利品送给我了。说是玉的，也就像有些黑点的石头碗而已。我拿这两样东西交给了陈荣华，他给换回几斤小米。

1948年5月，组织上又决定叫我去齐齐哈尔学习，正在等待出发时，母亲说要回草地一趟，听说要分给她东西。我劝她等我走了再去，可她说两天就能回来。她走了，我望着她坐在牛车上渐渐远去的背影，不知道这竟是与母亲的永别。弟弟留下来，跟着我吃住，我见到的是他那依赖我的眼神。母亲迟迟没有回来，我出发的日子到了。要去学习的人已到齐，大车也备好，只能把弟弟留下来交给张素珍，她叫我放心。我把身上穿的棉衣裤脱下来，还有一顶皮帽子都留给了母亲，我只穿了一身单衣外加一件皮大衣动身了，五月初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我也只能做到这些了。以后得知我走后的第二天母亲就回来了，进到院子就哭了。听说我给她留下的东西也丢了，真不知怎么还能有拿她东西的人。我人走了心还在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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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在齐齐哈尔内蒙古军大二院留下了这张唯一的照片。中间抱小孩子的是1946年在承德冀热辽建国学院时的同学乌云，我们俩在隆化曾一起下乡搞土改，全员撤退到多伦后就分开了，这次相见很是难得，她当时已经是学院的工作人员了。左边站立者姓李，名字已经忘记，是我们一起演出“小放牛”的搭档。

来到齐齐哈尔，我被分配到了内蒙古军大二院。这一期的学员几百人，都是土改后的积极分子，只有我和另一个男同学成份不好。学院实行军事化管理，分出一个蒙古大队和一个达斡尔大队。因为有很多学员都是从基层来的，汉语不太通，所以用蒙语授课。我因蒙古话不行，想去其他队，但一起来的同学不同意，所以我还是留在了蒙古大队。好在一些学习材料，理论书都是汉文的，学习小组讨论也可不用蒙古语。学校生活紧张有序，一切供应由东北军区负责。我们穿上了绿军装，改善生活时吃的是很白的美国面粉。外出时八人纵队走在大街上，也是浩浩荡荡，歌声嘹亮，很受关注。这一时期，我在理论学习上有很大提高，但思想反而有了负担，有的女同志革命性强，常汇报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这也是难免的。可我是经过了战争的洗礼，经过了阶级斗争考验的，怎么就改造不好呢？也可能是因为我心中还有割不断的牵挂。在学校我还是经常被抽调去参加各种演出，还上过广播电台，所以还是与众不同。

学习结束，11月份回到昭乌达盟林东，有消息说当时《农牧报社》选中了我，可我又理所当然地不够条件。我向盟委组织部提出不回克旗，我知道克旗对我有太多的不利条件，我也不愿再去面对近乎残酷的现实。正好阿鲁科尔沁旗缺少女干部，这样我就去了阿旗天山。旗委领导很重视我，分配我先去荞麦他拉区参加政权建设工作。

年底接到了一个同学的来信，那时没有通邮，只有军邮，不知这封信是怎样辗转到了我的手里。信中告诉我母亲死了，弟弟没人管，叫我回去一趟。当着人前我不敢表现什么，到了晚上我独自坐在油灯下痛哭，但不能失声。第二天我向区委领导请假，区里立即派车送我回天山，还把过年的猪提前杀了，叫我吃上肉再走，还给拿了路费。这时正是天寒地冻的腊月天，出门得等车，可只要有介绍信，到各旗、县都给安排吃住。在林东我等到了军区去林西的汽车，从林西再找去经棚的大车，前后也得十天半个月。又坐上牛车从经棚到草地，就在旺其格大哥住的马架子里找到了弟弟。他见到我没有哭，没有说话，可他望着我的那种眼神真叫我心碎。我带去了一背兜烧饼给他，他马上让别人先吃。次日清晨天没大亮，我醒后没有动，见弟弟突然爬了起来。只听大嫂轻声说，你不用起来了。可见平时是他得早起，做什么呢，拿牛粪、生火，才八岁的孩子落了难。我当天就叫大哥备车送我们走，再住下还有什么意义呢？分得有一条小牛拴在车后，说还有一匹马，可在这茫茫的雪原上，谁知道上哪找那匹马。我说马不要了，还是赶路吧！这天是腊月二十三。傍晚住在一户牧民家，吃羊肉祭火，又唱歌。他们都认识我，叫我不要忘了家乡。第二天在路上，我见小牛后边跟着好像是只狗，无意间叫大哥看是狼还是狗，大哥哎呀一声说：是狼，马上拿木棒赶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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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末，我把弟弟博迪从牧区领了出来，我给他做上了新棉衣，戴上了皮帽子，领他上街照了到天山后的第一张照片。

回到经棚先落脚在冯九家。冯九是回民贩牲畜的“经济人”，过去我家卖牛都经他的手，关系还不错。牵回的小牛也是经他卖掉，买回几尺白五幅布，冯大嫂用草木灰把布揉成灰色，给弟弟做了一身棉衣裤，又买了双毡疙瘩。把弟弟打点好后，我还是找到了陈荣华了解母亲的情况，他告诉我母亲本想给我写下几句话，但已写不成了，只说了把弟弟交给我。并说在母亲病重时有个过去的邻居冯老太太来看过她，还送来两个煮熟的鸡蛋，最后还给送来一碗饺子，但母亲已吃不下去了。陈荣华说母亲死后他领上弟弟去各家门前磕头，才有人帮助埋葬了。说我亲生父亲家给借了两节柜装殓的，我想一定也是衣不遮体毫无尊严地离去了吧。我之后把卖牛剩下的一点钱交给陈荣华，托他给我生父家送去，还清两节柜钱。

旧历年底克旗政府招待我过年，并留我帮助搞军民联欢的演出活动。我说我在阿旗（今赤峰阿鲁科尔沁旗）是请假回来的，他们答应一定为我再请假，这样我就暂时留了下来。我领弟弟住在了包德魁家，他是当年受父亲资助他去日本留学的，当时在旗政府任科长。那时住到谁家里，并不是有什么多出来的房间，而是能有一铺烧热的火炕，一个取暖的火盆，大家炕头炕稍的住在一间屋里也就不错了。我白天出去组织排练节目，晚上回来住宿。有一天包德魁的夫人去乡下背点莜面回来，也是点灯时分了，大家没什么话也就睡下了。迷糊中听到包德魁叫我，我急忙爬起来，见他夫人被扶起来坐着，在闭着眼睛说胡话，完全是母亲的声音和腔调。说是我放心不下孩子，我来看看孩子之类的话。包夫人是本地人，她也认识母亲，可她连汉话都说不好，怎么也不可能说出母亲那样小心翼翼、谦恭和顺的北京的官话。我没有办法，我只得和母亲对话说：“阿吉你放心，你走吧！”在她几次重复说：“哎，我走，我走！”好像又恋恋不舍……“我就想看看孩子。”。之后包夫人清醒过来，一切如初，我们彼此都没有说什么。我不能解释这是什么现象，是梦幻，是……？可又真实地出现在我面前。人家说应当烧点纸，我那时思想中好像参加革命后就不应搞封建迷信，可我还是买上纸由弟弟领到母亲的坟前，就是在后沙窝里有个沙包。弟弟跪下烧纸，口中念着：“阿吉，给你送钱来了。”我站在一旁，看那随风飘散的纸灰，泪流满面。我只能默默地感叹母亲如此的人生，如此的结局。

经棚我还能留吗，在人家里我还能再住吗。过完正月十五我领上弟弟离开了经棚。

#05

回到阿旗天山，着手筹备召开纪念“三八”节大会，我们三个女同志跑遍各街道和周边地区，宣传妇女解放的重大意义，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活动，打破封建思想争取男女平等。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成功地召开了人民政权建立以来的第一个纪念“三八”节大会。过完“三八”，宣传部长张侠同志和我谈，叫我到学校去工作。当教员我不能接受，每月30斤小米那不是脱离革命了吗？我愿到农村去，但张侠说：因为学校还是旧体制，旧人员，没有女老师，女学生就去不上学。你到学校可以做一些思想工作，利用学校这块阵地开展宣传工作。我当然要服从分配，弟弟跟上我也可以念书。弟弟向我提出要想把名子“博迪”改成“包志山”，我没同意。我考虑名子是父亲给起的，再说有那么多姨和舅舅都知道他叫“博迪”，也可能有机会遇到能收养他，能教育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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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我和博迪全家在赤峰团聚。

我到学校很有起色。三、四年级都来了十几名女学生，都愿和我接近，放学后也愿意跟着我。旗教育科和旗委宣传部经常和我联系研究工作，了解情况。1949年初，正是解放战争已转入全面战略反攻阶段，学校就组织歌咏队上街宣传，高唱“惩办战争罪犯”等歌曲。南京解放的消息传来，当晚就举着火把游行，喊着口号庆祝胜利。学校的教职员工和文教科的同志还排演了大型话剧《谁劳动是谁的》，轰动一时。天山是个很闭塞的小城，什么活动都是第一次，一切正在起步、在兴起。学校在教学方面也在改进，杜绝了体罚学生的行为。我感到工作的快乐，也暂时摆脱了失去母亲的悲痛和心中的阴郁。

我领弟弟住在一个军属家里。教师的伙食是每月30斤小米，有一名校工给我和几个住校的单身教师做饭。菜是每人一块盐水拌豆付，有时学生给我送来一碗大酱或咸菜，我们也算改善生活了。当时也正是渡春荒时期，机关食堂也喝菜粥。

这时弟弟病了，发高烧，我心情又沉重起来。人家告诉我是要出麻疹，并叫学生挖来一些钻天柳的根煮水喝，说是发物。除了小米汤以外我没有别的给他吃，我用手里剩下的一点钱，买了一小块猪头肉，可他也不想吃了。我日夜守护，把煮的柳根水温在灶间的热灰里，醒来就给他喝。房东也帮我护理，她比我有经验，弟弟那么瘦弱的身体竟然闯过了这一关。

过了春天，昭盟正在筹建文工团要调我过去。我愿意去，可旗委不放，最后盟委正式下了文件，我才得以离去。学校对我的走也很挽惜，开了欢送会，走时校长率领全校师生列队送出街外。这也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最留恋的一段经历。

弟弟跟上我到了昭盟文工团，那时演出正缺小演员，我就放弃了让他上学的打算。也是受到参加革命工作光荣的影响，思想里对如何培养他学习深造也就欠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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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迪1949年6月参加昭乌达盟文工团工作，曾担任过业务主任、副团长等职。在这期间，曾入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大学毕业后从事作曲、民族音乐及民族乐曲挖掘和研制工作，成绩卓著，有6项成果获文化部颁发的科技进步奖。他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管弦乐协会理事，内蒙古音乐家协会理事，并有主任技师职称。这是他在牧区采风时的照片。

1950年，我和昭盟文工团的同乡阿思都结为夫妇并一同调到东部区内蒙古文工团，本打算领上弟弟，可团长孔祥文说，你到外地和咱这里不同，领上他会有困难，就放在这里大家也会照顾他的，以后如有条件再领他走也可以。我听了他的话。有几个年龄较大的比较要好的同志谷建瑞、薛汉英也都说会帮助照顾，再有就是我的同母妹妹喜英，是我们去经棚演出时带出来的。她当时就十三四岁，是我的生母一再找我叫她跟我走。我看她们生计艰难，家中还有两个不满十岁的弟弟，这样我才和团长说了，留在了文工团，她也可以帮助弟弟。弟弟才十岁，他没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他内心的伤痛比我深得多。他只能默默地注视着我的离去。

1953年，我在内蒙古日报社（东部版）工作期间，遇到了在长春时的同学白永学，她告诉我罗潜在铁岭荣军学校任教，他们也在打听我。就这样我给罗潜去了一封信，可他只寄来给弟弟的一个小日记本，没留只言片语。不久十五舅的大女儿艾廉锦来信说十三姨在大连，我又去信联系。她和我通过两封信，称我为可爱的孩子，并给我寄来了一支女式自来水钢笔。我提出和她要两张父母的照片，我的本意是弟弟长大后，能看到自己父母的影像。可我接到照片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因为这类过去家庭的生活照是不敢拿出来的。虽然我和十三姨有过书信往来，但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又听说她丈夫被划成了“右派”，此后就终断了联系，我为弟弟找亲人的梦想也破灭了。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很多人被抄家，我也非常担心，这样的照片如被发现，那加上什么样的罪名都不为过。怎么办？就此销毁情感上难以割舍，因为毕竟珍藏了这么多年，特别是弟弟还没有看见过。这时我丈夫想出个办法，把一些照片用朔料包好，放在了一个废旧的水桶底下，再用胶合板锯一个圆底压在上面。孩子们照样用它来拿煤、倒灰，没人发现。直到1986年克旗编志要资料，我才拿出并翻印了父亲的照片，近年又作为文史资料才得以公开。

#06

虽然时间可以使很多事情淡忘，能够弥合精神上的创伤，却唯独不能消磨对亲人和母亲的怀念。在那些温馨与苦涩的思念中，不能回报母亲们生身养育之恩，就成了我思念中的痛楚。

我的第一位养母给了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我能给予她的可能只有使她淡忘失去亲生女儿的痛苦。

我的第二位养母把我养育成人，是我一生中最难割舍的一段母女亲情。她所处的那个大变革的时代，她的出身、她的性格、她所受的教育决定了她的命运。她也像世间所有母亲一样为了孩子可以苟活，她为了年幼的弟弟就更有强烈的求生欲望。但她没有生存能力，乞讨张不开口，拣来的湿牛粪连饭也做不熟。而我又为她做了什么呢？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还是一走了之。母亲临死前把弟弟托付给我，她对我别无所求，而这却是我唯一能够为她所做的事情。我想念弟弟，他也把我这个姐姐视为唯一的亲人和依靠，总是说“没有姐姐领我出来，哪有我的生命，哪有我的今天。”以至他的子女们也只承认我是他们唯一的姑姑、唯一的亲人。可我心中有隐痛、有愧疚。弟弟的成长是靠他自己，是靠党的培养。他在文工团长大，在文工团成材。他蒙汉兼通，曾进修学于沈阳音乐学院，在作曲、民族音乐挖掘整理、民族器乐研制方面，多次获得国家文化部奖项。有高级职称，又担任副团长等职，是内蒙古自治区年龄最小的离休干部。可我又为他做了什么呢？只是把他领了出来。

我生母亲在土改中划为中农成份，保留了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加上他们有养活自己的能力，养猪、采菜、拣柴、搂草，养活子女活了下来。1953年后我大姐把他们接到了海拉尔，十几口人生活在一起，照样丰衣足食，并供两个弟弟上学。1954年我调到海拉尔工作时，与生母的接触多了一些，她对我也没什么两样，还给我照看过几天孩子，但我们的关系就如走亲戚。1956年我调牙克石工作后就几乎没有再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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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妹妹喜英、弟弟博迪在一起是很快乐的，这也是他们参加革命工作的开始。

1963年我去赤峰看望弟弟博迪，那时他还没有成家，我就住在妹妹喜英家，当时父母也在她家帮助操持家务，母亲对我的关照无微不至。有一次我和她单独在一起时，她突然对我说：“那时把你给人也不是我自己愿意的。”我说：“你不用想这些，我也没受过罪。”1974年我生母在海拉尔我弟弟家去世，虽然相距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也没有赶在她生前再见她一面，也从没叫过她一声“妈”。

很多年以后我回想起来才意识到，生母以为我疏远她，是因为她把我送了人，其实不是。我内心真正在意的是他们在我母亲最危难的时候所表现出的冷漠。生母是永远不会理解的，可我为什么就没有和她敞开心扉，消除她的心结，她毕竟是我的生母啊！她有多少话要说，是我没给她机会。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我已不像年轻时那样偏执，那样幼稚，对过去的人和事也能从不同角度重新审视。能够体谅在那样历史大背景下，生母一家能够划清界线以图自保已实属不易，在危难之际只顾及亲生女儿所表露的正是母爱的最本质的层面，况且连我都做不到的事情怎么能要求别人做到呢？

多年后我和姐弟之间有了来往，但从不触及情感深处那些敏感的往事。我在他们中是另类，他们都接纳我的直率和坦诚，但界限也分明，有些事情从不叫我分担，全凭我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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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孩子们从国内外回到牙克石林区，此时他们都已事业有成，这是父母最大的欣慰。

我的家庭出身和政治上的晚熟，影响我一生在政治上不会有大的发展，但是坎坷的人生经历塑造了我真诚、友善、坚定、向上的品性。不论在什么样的处境中，我始终乐观坦荡，从不怨天尤人。对工作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我也得到了公正的评价和很高的荣誉。

我晚年生活的很幸福，子女们都很孝顺。我羡慕他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年代，他们既继承了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又有能力孝敬父母，他们享受着生活和心境的安宁。而我只能用这些浸透思念与缺憾的文字纪念我的母亲们，这能算是回报吗？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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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兰，蒙古族，1930年生于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经棚镇，遂过继与克什克腾旗公爷诺拉嘎尔扎布。作者童年生活优裕，少年时期因家庭变故，生活亦漂泊不定。1944年曾就读于王爷庙兴安女高，迫于时局动荡未能卒业。1946年作者在克旗参加革命工作后，曾在冀热辽建国学院、内蒙军大二院学习。1951年作者到内蒙古日报社（东部版）工作之前，工作变动频繁；1956年到内蒙古牙克石林业报社工作后，曾任校对组组长、出版部主任，并获主任编辑职称。牙克石市政协常委，至1987年离休。作者生活阅历丰富，文字功底扎实，酷爱阅读、涉猎广泛，偏爱世界名著。年近八十开始尝试写作，曾在多家报刊杂志发表纪实作品，均受好评。

编辑 | 乌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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